原发性肝癌简称肝癌,主要由起源于肝细胞的肝细胞癌、起源于肝内胆管细胞的肝内胆管癌和肝细胞胆管细胞混合癌组成 ,肝细胞癌占85% ~ 90% 。近年来,我国的肝癌诊疗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,但年龄标化后的患者总体5年净生存率仅由2000 年—2004 年的11.7%提高到 2010年—2014年的14.1% ,未见显著提高。但是,接受根治性治疗的巴塞罗那肝癌临床分期(BCLC)0或A期肝癌患者,其5年总生存率可高达69.0% ~ 86.2% ,手术切除患者的5年总生存率为56.9% 。因此,科学地确定肝癌高危人群、制订分层的监测方案,是早发现、早诊断和提高肝癌总体生存率最关键的环节。在有关肝癌诊治指南中,对肝癌高危人群的定义和筛查监测方案仍存在差异。2019年,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更新了我国《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》 ,将慢性病毒性肝炎、酒精性及非酒精性肝炎和各种原因的肝硬化定义为肝癌高危人群,推荐腹部超声检查联合血清 AFP间隔6个月检查1次,作为肝癌高危人群的监测方案。 2014年日本肝病学会将肝癌高危人群进行了分层,对于极高危人群采用AFP、异常凝血酶原(DCP)、甲胎蛋白异质体 (AFP-L3)联合US或增强CT或MRI,必要时同时采用两种影像学方法,间隔3~4个月检查1次的监测方案。BCLC A期肝癌占60% ~ 65% ,显著高于全球早期肝癌诊断率的10% ~ 30%,这说明分层监测的指导意见更有利于肝癌的早期诊断。 随着肝病基础与临床流行病学研究的进展,人们对肝癌高危人群的认识有了越来越多的新证据。安全、有效的抗病毒药物被广泛应用,病毒性肝炎得到了有效抑制,这些也导致肝癌风险人群的变迁。85% ~ 95%的肝癌发生在肝硬化基础上,肝穿刺活检病理学确诊存在较高风险。对伴肝硬化背景患者的肝癌确诊应采用放射学诊断标准,而不依赖病理学诊断。肝癌发病率与死亡率基于GLOBOCAN 2018年数据,根据 ICD-10,全球肝癌新发约792 031 例,人口年龄标化率(age-standardized rates,ASR)为8.9/10万,位居恶性肿瘤发病谱第6 位,其中男性ASR为13.4/10万,位居恶性肿瘤发病谱第5位; 女性ASR为4.7/10万,位居恶性肿瘤发病谱第9位 。全球肝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是蒙古,ASR为90.0/10万,死亡约727661万例,ASR死亡率为8.1/10 万,位居恶性肿瘤死亡谱第4位,其中男性位居恶性肿瘤死亡谱的第2位,女性位居恶性肿 瘤死亡谱的第6位,全球肝癌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仍然是蒙古。欧美地区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较低,但近10年来呈逐步上升趋势;亚洲人群的肝癌发病率较高,但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。 GLOBOCAN 2018年报道,中国人群肝癌的ASR发病率为 17.7 /10万,ASR死亡率为16.4 10 万,均居全球第9位;2014 年中国肝癌新发约364800 例,居全部肿瘤发病第4位,死亡318800例,居全部肿瘤死亡第2位;每年肝癌总发病和死亡例 数约占全球的一半,并具有显著的城乡和地区差别;农村地区人口调整发病率为20.07/10万,死亡率17.52/10万,高于城市的发病率(16.13/10万)和死亡率(13.64/10万)。目前,我国西部地区的发病率(20.85/10 万)、死亡率(16.98/10 万)均高于中部(分别为18.23/10万和15.97/10万)和东部地区(分别为15.31/10万和13.52 /10万)。随着我国生活环境的改善、肝炎疫苗预防免疫接种和慢性病毒性肝炎感染的有效抗病毒治疗等,中国肝癌ASR 在2000 年—2014 年每年下降 2.3% ,其中< 40岁年龄组每年下降3.9% 。同时,肝癌发病年龄逐年增大,城市和农村地区男性平均发病年龄由2000 年 的59.67和56.53岁延迟到2014年的62.66和61.20岁,女性 由65.50和60.60岁延迟到69.87和66.07岁。全球范围内,在恶性肿瘤死亡和致伤残调整 生命年中,肝癌位居第 2位 。2017年在中国所有慢性疾病中,肝癌成为第5位导致早死损失生命年,第7位导致DALYs的疾病。人口老龄化是肝癌所致疾病负担增加的主要原因。
90%以上肝癌病因学较为明确,包括肝硬化、病毒性肝炎感染、酒精、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和 糖尿病等,以及致癌物的长期暴露,如黄曲霉毒素和马兜铃酸等,肝癌家族史可显著增加病毒感染人群的肝癌发病风险。
13882021-12-13
8372022-11-15
20722021-07-22
19822021-05-21